“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中央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的近期经济发展总基调。在当下出口、内需短期难振之时，“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重要寄托。
在此大背景下，鼓励地方加大投资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稳投资”绝对不等同于 “急投资”、“大投资”，匆忙推出地方版“4万亿”巨量投资计划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缺乏合理微观经济基础
首先，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缺乏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而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又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和低自然资源成本带来的巨大比较优势。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我国年均出口增速超过20%，一方面带来大量外资和技术，催生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并透过产业本地化等进程推动重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出口红利为国民带来了巨大社会财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进程又反过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这个链条的顺利运转带动了投资增长，同时也消化了所引发的产能增长。这就是中国一直以来投资能保持高速增长的基本逻辑。
中国近十年来已经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其实就是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个逻辑，因为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不但解决不了，而且发现麻烦越来越大，根本原因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个链条运转失灵：首先，世界经济整体下滑，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其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在上述因素联合挤压下，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也就是说，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者之间的链条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方向只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也逐渐由企业转向政府，投资来源就仰仗于地方政府负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到2010年年底已达10.7万亿元。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这就注定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
将加重产能过剩局面
其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会加重产能过剩。
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 “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整体投资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据相关统计，2009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在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这意味着目前这一轮周期释放的过剩产能难以被快速消化，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都将处于去库存、去杠杆化的阶段。如果再次推出地方版“4万亿”，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过剩产能更难以被清洗，而且会进一步透支未来几年的投资需求。
另一方面，地方版“4万亿”会使得“提高投资效益”的美好愿望再次化为泡影。
经测算，投资/GDP的比值，1995年为0.33，2005为0.48，2009年这一比值猛升为0.82，2011年回落为0.66。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信贷/GDP已经高达123%，远超美国60%左右的水平。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GDP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增长和货币的推动，但随着实体经济对有效信贷和有效投资需求的下降，宽松信贷的政策效应和投资的边际效益会急剧递减。通过继续加大投资或释放流动性的方式助推经济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追求总量而不追求质量”，投资过快、投资效益低下一直是我们没能解决的难题。若此时推出地方版“4万亿”，只会恶化这一趋势。